再思我思(瘋癲)故我(不)在

從傅柯與德里達的爭論，整理一下他們所爭論焦點，德里達的批評是針對文本的，不過有點屬於吹毛求疵，他的分析卻比傅柯更精緻，論證十分深度。而傅柯的回應比德里達更忠於文本。同時，在解讀笛卡兒過程中，他對於社會現化過程中，理性如何與權力連繫，構成現代社會種種權力的分析，也是十分獨到的。

由此觀之，他們兩人對於哲學分析，研究方法，關注重點各有不同。德里達是完全針對文本範圍的，所以他的批判局限於文本，難怪有「文本之外無一物」。那就是充分說明出，德里達對於理性批判和運用，都是來自文本範圍，文本之外是屬其他範圍，那是遠離討論主題，不應討論。傅柯不只是文本內與文本外，都是他所討論範圍和主題，故其論證是宏觀的。

在他們爭論中，我們又可以理解到，作為普遍理性如何同化，或排除差異的力量。
瘋狂(精神病)是不屬於人性範圍，也根本無法在理性秩序下，獲得許可。不過德里達的看法提醒我們，感性，瘋狂沒有什麼實質性不同。換言之，夢幻，感覺也是理性的他者，只不過它們與瘋狂相比，較弱一點。在笛卡兒而言，每個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，但在理解卻是平等的。

在重讀笛卡兒<沉思錄>時，可發現笛卡兒是在處理瘋狂經驗，感性經驗與理性關係。故他說，「我們睡覺時想像出來的那些夢想，決不能使我們懷疑自己醒時的思想不真，因為即使在睡覺的時候，也可以出現非常清楚的觀念….」，「不管醒時睡時，我們都只能聽信自己理性提供的證明。」「真實的思想一定要在醒時的思想裡尋找，不能到夢裡去尋找。」

笛卡兒又說，「我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，這樣是說，我是一個在懷疑，在肯定，在否定，知道的很少，不知道的很多，在愛，在恨，在願意，在不願意，也在想像，在感覺的東西。」由此，笛卡兒認為一個「在思維的東西」，同時也是一個「想像和感覺的東西」

因此，「我思故我在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