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我思與瘋狂的歷史 (一)

有一講座，主題是德里達和福柯對於「瘋癲」爭論。筆者便閱讀他們的文本。關於那次爭論背景如下:話說福柯出版他的[古典時代瘋狂史]，內容大概討論:古代人類社會怎樣看待「瘋癲」問題，他的研究發現在古代社會裡，正常人和瘋子可以和平共處的，不用隔離。可是，中世紀以後，即啟蒙時代，出現精神病院，捉拿和隔離瘋子。為何?正是福柯指出，現代社會發展是基於理性，所以一切是「理性」做的好事，應該要還「瘋癲」一個清白。

作為後輩的德里達，為此書寫評論，寫了[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]。評論重點:瘋子可以「清楚清楚」陳述或說明他自身的問題嗎?真是「一語道破」福柯的破綻。(如果瘋子可以清楚陳述他自身，表示他不是瘋狂。要麼我們認知過程出現問題。)

後來福柯先後寫了兩篇文章，回應德里達:
1. Reply to Derrida (語氣溫和)
2. My Body, This Paper, This Fire (語氣憤怒)

德里達於[我思與瘋狂的歷史]的理據，首先，德里達先禮後兵，向福柯寒暄。第一，他陳述福柯所寫的[古典時代瘋狂史]，發生基本問題。福柯希望將瘋狂成為該書的主體-主題，讓瘋狂以自身的經驗自述，那麼在它的權威下發言，不是用理性的語言，而是精神病學的語言。等於將瘋狂客體化。瘋狂只能在這種精神病語言中，沉默起來，並回到「沉默」原點。它可算是「沉默考古學」。在福柯那種「沉默考古學」的進路發展，為了找回清白並擺脫與囚禁了瘋狂的理性和政治秩序合謀。必然排除精神病學。

第二，就歷史而言，這種沉默仍未能在語言-秩序中確定，無法提供有力說明。那麼便訴諸理性，它只允許人們訴諸計謀和策略。等於在絕對理性面前，說明理性的某種歷史規定性。亦以古典理性的歷史形式出現的反理性的一種革命，對於理性的革命只能在理性中進行，這與黑格爾的相合，既反理性的，又被理性內部消除。因此那種[沉默]考古學是不可能。

接著，德里達轉向，針對福柯如何詮釋笛卡兒的[沉思錄]，作出批評。同時，他也提出如何理解笛卡兒。結果成為雙方爭論的焦點，十分精彩和慎密。考驗大家的哲學基礎是否通明和穩固。